何清涟: 北京为何对西方的批评无动于衷？

四月 11, 2011

最近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人权问题。如果说在艾未未被抓捕之前，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府抓人的批评不太给力，那么在艾未未事件上几乎是态度一致地及时作了反应，联合国“强制失踪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更是采取了罕见的行动――正式抗议中国“持续有压迫异议人士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根据国际法，强制失踪是一种罪行，即使短期秘密羁押都构成强制失踪”。但所有这些，均无法让北京政府停下打压之手。

北京当局将西方国家的批评视若无物，表明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奕已经陷入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溯源至当年美国在本国跨国公司游说之下先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继而促成中国入世。表面上看来，这两点似乎只与经济有关，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唯一能够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态的有效工具。

90年代是美中两国“人权外交”的全盛时期。其时“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未久，西方各国虽然在90年代前几年就陆续放弃了六四之后开始的经济制裁，但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及贸易伙伴，国会还必须每年举行专门会议，批准当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因此，每年在美国批准最惠国待遇之前，北京当局不得不释放几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营造出“中国人权有了进步”的表象，以换取美国国会议员的好感。记得当时在香港一些政论杂志上常见一种漫画，即北京政府将一个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当作一个大红包送给美国，而美国的回报是批准当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种交易对中国来说当然有益无害：释放几个异议人士，换来的却是美国出让的经济利益。

应该说，当时邓小平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认为受制于人。但在成为WTO成员国之前，中国必须“韬光养晦”。为了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用上了一切可能的公关手段，通过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游说美国政界，这些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它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多年来，波音、微软等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美国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不但让美国政界逐步接受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说法，入世前每年都批准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还使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其结果是使美国从此失去了与中国进行人权外交的最重大筹码。

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截至2010年，欧盟累计在华投资已超过700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美国对华投资额亦高达600多亿美元。且不说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购买的美国巨额国债，仅以不那么受关注的欧盟来说，多年来欧盟连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位置，就业问题上对中国依赖也日加深：欧盟对华出口85％左右是制成 品，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高达300万个左右。这种情况下，不仅在美欧之间无法达成有关经济制裁的任何共识，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企业、政府与国民都无法达成共识。更何况中国也早就学会用“订单外交”羁縻欧洲，通过大财团牵制美国政界。因此，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象例行公事，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中国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北非中东相继发生革命以后，中共确实恐慌过一阵。经过一轮大抓捕之后，中共现在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暂时达致了它想要的“稳定”：风头较健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失踪”，就是被迫缄默，改变姿态。如果有人憋不住想发声，就可能成为第二个赵连海。赵连海4月5日上网发表自制视频，呼吁当局释放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并在推特上发推表示“做好了随时被继续进监狱及其失踪的思想准备”。因此，赵于4月6日下午被公安从家中带走，深夜12点左右获释回家。这几个小时内赵遇到什么程度的威胁外人无从得知，但只看到赵连海出来之后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类似于赵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好几位，这些人都公开表示不反对政府与中共。

可以说，今年北非中东波之后，北京当局对外用不输出价值观、经济上共谋发展向西方示好；对内采用高压，甚至采用迫使部分异议人士唾面自干的方式消除其影响力，自认为这样就消除了威胁。但这种“救大清不救中国”的做法，绝对不是釜底抽薪，而不是抱薪救火。

何清涟: 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

     —— 兼谈中国官方修补裂缝的新举措

      作者：何清涟

中东北非革命不但掀翻了独裁者们的一张张宝座，还让其本人及家族多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化为泡影。一向被各类贪渎者视为财富保险箱的瑞士银行接连宣布冻结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的财产，英美政府也相继宣布同样的冻结令，并宣布准备将这些独裁者的财产交还给其所在国的人民。     这些独裁者都自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其人民所拥戴，还有的干脆声称他们是人民最大的恩主。比如蒙博托曾在集会时对群众说：“是我造就了你们”；穆巴拉克临到下台还宣称“我爱我的国家”。卡扎菲的脸皮更厚，面临人民殊死的起义反抗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的人民热爱我”。但正是这些自称是人民恩主的独裁者最喜欢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藏匿于外国，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其中的卡扎菲据说是藏钱高手，深谙“狡兔三窟”之道，西方国家到处都有他的藏金窟。     为什么自称赐予人民幸福的独裁者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安全？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将钱藏匿于“好朋友”比如中国的国家银行里，却将他们痛恨的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自己的财富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裂缝，变得不再安全？     一、西方银行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     应该说，直到2009年，全球的独裁者及腐败者选择的藏金之地基本上是安全的，只是与1987年以前的安全有所不同，这一安全必须以独裁者本人的政治安全为前提，原因是1987年瑞士在各种压力之下取消了匿名帐户。     二战以后，由于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组织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粹的银行”。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取消了匿名帐户，要求职员“了解你的客户”，即必须确认每个开户客人的身份及经济上的“合法性”。在这个“了解你的客户”制度下，如果申请开户者是在外国担任公职的“政治公众人物”，银行会对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或声誉风险做出评估。这些领导人的亲属也在名单之上。如果申请人要通过中间人处理相关开户事宜，他们还得签署一份特殊的清单，声明谁是受益人。从此以后，瑞士有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各银行可向其订阅。有些大银行也有自己的这类名单。据瑞士总统米什琳•卡尔弥-瑞透露，在本•阿里的案例中，亲属名单上列有40个名字，其财产均被冻结。     由于1987年“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者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导致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一项新倡议，即《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挑战、机会和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发展项目投资。倡议面世第二天，瑞士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这项合作的“产品”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瑞士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二、中国权贵为资本外逃另辟蹊径北非独裁者财产均被冻结的结果，让中国权贵阶层深感原来的藏金方式不再安全。独裁者及官员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及子孙后代安享富贵。他们不愿意将财富存放在本国及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之处，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财富源于掠夺，在本国见不得阳光，这些独裁者深知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权安全并无保证。二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他们当然最清楚这些好朋友与自己为一丘之貉，除了利益交换，并不真能信任。因此变着法子将钱存放至瑞士及英美银行。目前这些“保险箱”既然只能在他们的政权稳定时起保险作用，就得未雨绸缪，考虑如何在政权易帜之后也能保障财产安全。     中国权贵这方面的脑子动得够快。就在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公布新的《海外投资条例》，从本月起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一新规定使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权限从金额上放宽了十倍。     颁布这一新条例的理由是希望藉此实现外汇储备均衡化，减少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但其实际作用却远比政府部门愿意公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真正的目的既不是央企有那么强的投资需要，因为中国的海外庞大投资至今大多数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也不是为了给私企以更多方便，因为私企资金自有其灵活的流出管道。有官员今年2月份曾去非洲某国考察，发现该国官方统计，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9亿美元，而中国自己的统计却是3亿多美元，两个数字相差了整整6亿。中方掌握的数字与真实投资之间的差距源自很多“绕道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所谓“绕道”就是“绕”过行政审批制度，通过贸易项下或者资金对冲等其他渠道转移资金至海外。中国的大私企大都深谙此道。     中国小额的资金外流之门也早已打开，个人用汇5万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审批，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帮助国人换汇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个人套取100万美元出国也不是问题。因此，这种放宽资金限制不仅是为了让大额资金合法流出去，更是为了让大笔资金在海外穿上“投资”这件合法外衣，免在将来遭到北非独裁者财富被冻结的命运。     中国与北非这些国家相比，有些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阶层官员都利用权力攫取金钱并向外转移资产。除了中央领导人之外，瑞士等外国银行几乎绝无可能掌握全部省部级及以下官员家属的名单。第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大量财富隐匿在其能够控制的他人名下；第三，不少官员子弟已成为他国公民。因此，中国官僚阶层在海外存放财产的方式远比本•阿里、穆巴拉克多样化。从已案发的腐败案例来看，高级官员们的海外关系多，经验亦较低阶官员丰富，不是通过妻子儿女移民海外的管道成功转移资产，就是通过情人二奶之类的在海外投资经营将钱洗白。但许多人的财产可能还留在国内，有的干脆就是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在北非独裁者海外“财富保险箱”裂开了一条大缝、多年聚敛的财富不保之时，中国及时出台这么一部《海外投资法》，算是为这部分大贪家族及时转移资产及时打开了方便之门。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pril 10, 2011

何清涟：卡扎菲挨打，北京缘何心痛？

2011年3月28日 VOA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 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 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何清涟：历史与今天，1768年叫魂与2011年茉莉花

3月20日是海外网站宣布“第五轮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见中国当局对茉莉花那种高度的体制性过度防卫。这种反应让人深深感受到弥漫于中南海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北京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深深担忧。官方对这种真幻参半的威胁之过度防卫，让人联想起243年以前那起发生于清乾隆中叶的“叫魂”事件。两次事件中，涉及民众的情况全然不同，但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防卫动机、防卫特质却惊人地相似。

首先，两事件均发生于“盛世”，一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大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温领导下的盛世；二是官方对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方式惊人地相似，“叫魂”事件被乾隆视为事涉国家安全，认为在人与神灵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基础都构成威胁，涉及谋反；如今这“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眼中也事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当局认定他们与“茉莉花事件”有关）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读者也许会怀疑：乾隆盛世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如今历经数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底层革命，终于进入到由邓小平开创先河的“改革开放”时代，并与世界接了轨。政府还会只有乾隆那水平吗？切莫以为我是说笑，请看我一一比较。

一、案件的“生成”机制都是从上到下

“叫魂”案发生的1768年堪称长达百年的“康雍乾盛世”的顶峰时代。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浙江德清开始，最终发酵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此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将这一案件发展成如此规模的不是别人，而是英明过人的乾隆皇帝。因为他相信妖术是谋反的烟幕，是他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逼迫各级官僚严查甚至罗织。当严刑逼供的人交待出的罪犯了无踪迹之时，乾隆在亲笔朱批中竟然认定“罪犯”改名易姓藏匿踪迹，最后逼得官员只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读者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在御批中的暗示与苛责是如何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因而被迫将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并抓捕无辜。在长达数月的各省搜捕当中，皇帝本人集首席原告、司法督察者与检察官于一身，整个案子与其说是对犯罪案件的追查，还不如说是为迎合皇帝对失去权力的担忧而制造出来政治罪。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也是历经邓、江、胡三代中共领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都如此概括），GDP总量已达世界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裁者赶下台，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中国难免人心思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里，由一位叫做“秘密树洞”的推友发出一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30多个大城市里清剿茉莉花集会的准军事行动，政治局高层紧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一朵“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堕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而口径大小不一，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少城市纷纷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的人无一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

在相隔243年的两个案子上，当政者都押上了本朝的政治尊严，投入了太多的政治压力与政治权威。

二、两大“盛世”的相同脆弱点：民生艰难

官史称乾隆盛世有如鲜花着锦般灿烂。但盛世之下的普通百姓却惶恐不安。《叫魂》如此描述这一时代：“从一个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官方宣传的“江胡盛世”我已经从多方面分析过。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来看，GDP总量第二似乎没给普罗大众带来什么好处。农民们心惊胆战地度日，因为政府收回“官田”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拆村运动”正在中国近20个省份推进；城市人则担心政府做后台的拆迁队来拆房。只要政府盯上一个人的土地住房，这个人就算浇上汽油烧死自己，官员也不会同情你。青年人想找个工作难上加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有可能得上职业病（共有二亿职业病患者）；物价越来越贵，一套房子就榨干不少家庭的钱袋，不少成年儿女只好成为没出息的“啃老族”。即使年青女子想从事娼妓行业，也因过度竞争难以养家糊口，弄不好还染上一身脏病。虽说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平民百姓只感到过日子越来越难。口袋里刚有几个钱，看病、上学、买房给掏得光光的，死了买块坟地也难。

孔飞力对乾隆时代的概述“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用来描述今天亦很贴切。我曾在推上发过这段话，希望推友猜猜说的是哪个时代的中国，90%认为与今天中国很相似。只是与乾隆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人还多了一系列以前没有的问题：如苏丹红咸蛋、三聚氰氨奶、瘦肉精猪肉、农药蔬菜、翻新陈米、香精茶叶、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甲醇酒、硫磺馒头、灌水猪肉、潲水油，还有每年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连喝口干净水也变得异常困难，河水井水尽皆污染。

前后相隔两百多年，但都有相同的问题：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而言人口过剩，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三、滥用政治罪名也无法解决社会危机

这种社会的特征可被定义为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这种社会的特点是：社会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乾隆时期那个农业社会，以及今天这个“后发展型工业社会”，这种“损失分摊”并无区别，都是一个极为严酷的过程，支撑上层奢侈生活的方式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过度掠夺——今天的掠夺已经到掠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土地住房，这说明上层掠夺已经不止于当年生产的社会剩余。这种掠夺过程造就大量的社会底层与边缘化人士。这些毫无前途的社会底层既然没法通过正常的竞争管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只有仇官仇富，包括仇恨成功人士，最后无法避免地走上造反与革命之途。清乾隆及当今的执政者出于失去统治权力的恐惧感，都加大对社会管制的力度。区别在于，乾隆时期这种社会管制是阶段性的，往往伴随着对外的军事失败与信心受挫而来，离其最后覆亡还差一个半世纪；当今中国统治者的信心建立在发展经济之上，无论是其统治合法性还是内部等级分肥制以及维稳的高额费用都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财政收入枯竭，所有问题将同时并发，形成难以收拾之局。

这两个“盛世”都禁言国家祸福。《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记载，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到了乾隆统治中期，皇帝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皇帝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其中的“割辫子”这一牵涉到满洲统治者最敏感的发式问题被皇帝无穷地放大为政治问题。

今天的中共政府仍然将信息看作一种权力与力量，并与国家安全有关。当政者顽固地认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精密掌控，只是禁言的范围更大、更随心所欲，几乎所有被视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都在被控制之列。即使在信息流通非常即时与快捷的互联网时代，中共政府仍然顽强地管制言论，坚持修筑网络长城，并与一切先进的传播技术做永不休止的斗争，还想将这种管制扩及境外。2月17日有关“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息传播开之后，中国当局的做法与当年乾隆皇帝的做法本质上毫无区别。他们对“茉莉花”敏感到什么程度？除了大量抓人之外，神经崩紧到可笑的程度。以一位推友的真实经历为例：“前天吧（3月中旬），转了则笑话，说一狗对某种花过敏，一说就咬人，居然遭XX宫派出所质询，半夜了，一定要让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做笔录，为什么发这则博文，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不就一笑话么，能有什么想法，你们有什么权力为这点小事找麻烦？他们说是上面安排的任务，都敏感到什么份上了，纯扯淡，上面是谁？”

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今天中共高层处理这两次事件都源自于深层焦虑的政治恐慌感，相隔两百多年的两个王朝属于同类，都是在“盛世”的堂皇外表下遮蔽着诸多社会矛盾，因而两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被亦真亦幻的不安定因素深深困扰，都认为用政治罪指控是消灭不安定因素的最佳机会——乾隆想利用“叫魂”案，今天中国最高当局则想用“茉莉花案”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两次受打击的目标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叫魂”案件中受到伤害的是下层社会的边缘人士，如流浪汉、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于途的各色人等（人口过剩所造成）。目前受到伤害的人也是处于社会边缘人士，即因各种社会伤害而走上异议之途的人，包括部分本来并未边缘化但却因良心而持异议的人士。

但这两个被统治者生造出来的案子能够被利用到什么程度，其间却有很大区别。乾隆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年不到。乾隆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让皇帝体面下台的是军机处一群老练的高层官员，今天中国民间熟知的刘罗锅的父亲刘统勋。

今天的中国没有皇帝这样一位与国同休的最后责任人，集体领导意味着集体无责任。等级共享的分肥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固化状态，使所有参与分肥的官吏都只想拼命保持自己分肥的资格，这种情况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愿意对上级说出不同意见。因而这个“茉莉花案”只能等待“上面”叫停。而“上面”叫停则需要等待其危机感消失。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今统治者面临这样的困顿之局：所有的社会仇恨与危机都是各级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只要他们不停止其掠夺行为，危机就没有淡化下去的时候，统治者危机感自然也不会消失。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时隔两百多年，在物质文明上我们中国人总算搭上了世界进步的便车，与时俱进了。但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统治者的治人之术到底比243年前进了多少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Winner of the 1990 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